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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康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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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经历那个年代,在网上也找不到内蒙文革时期的资料,
我很想知道1968"内人党"事件,当时的一些经过,最好是具体内容.
从68年,到78年,这十年来内蒙的所有运动,以及被整对象的之类的内容都能提供一下,谢谢了! , 二月逆流是怎么回事???快些! ...

张克勤的其它信息:

1943年,在抢救高潮时,康生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万人大会,规模浩大。已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考验,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甘肃日报副总编辑、民主协商报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樊大畏1989年去世,享年77岁。

中国安全局成立是什么时间: 没有国家安全局,是国家安全部。1983年7月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以及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而成。

康生为什么被开除党籍并移出八宝山公墓: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1966年后,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wxbRggENVHFk0HFY0HCB85MtIm5tuBp3cgn1UTSk3blWmLIZ95YcZfeIBvPPFKngVt8K0LrVuS52w9pptw3Yq

康生为什么被开出党籍:

因为康生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开除党籍。

康生是中共早期党员,曾经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时,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烧、杀、抢、夺”等,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成为千古罪人。


扩展资料:

个人经历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 “左”的一套,中 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康生

王任叔的个人经历:

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奉化市大堰镇人。父业农,粗通文墨。任叔8岁上学,13岁参加全县小学统考,作文名列前茅。
1915年考入大学,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
1920年毕业,先后执教镇海、鄞县、慈溪、奉化等地小学。其间,参加奉化进步团体剡社。
1922年5月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10月任《四明日报》编辑,主编副刊《文学》。是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任县立初级中学教务主任,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同年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
1926年7月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间常将机密材料向党组织汇报。
1927年3月任宁波中山公学、第四中学教师,一度负责中共宁波地委宣传部工作。6月被捕,由庄崧甫保释。是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监狱》出版。
1928年执教上虞春晖中学。翌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会科学与普罗文学,自学日语,翻译《苏俄女教师日记》及日本长篇小说《铁》。10月,日本当局逮捕中国进步留学生和共产党人,被迫回国。
1929年,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度担任中共曹家渡区委负责人,领导大夏大学党支部。
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2年,去武汉执教。翌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科员。1935年因《娜拉》案牵连,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诚等保释。次年7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参加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活动。
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救亡日报》编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8月始以巴人笔名发表文章。是年,与,许广平、郑振挥、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迅全集》,主编《译报·大家谈》、《申报·自由谈》、《公论丛书》等。
1939年春任文化中心小组召集人,领导“孤岛”上海文艺工作。至次年夏,撰写、出版《文学读本》、《边鼓集》和剧本《前夜》等。
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任星(新加坡)华战时工作团宣传部长。
1942年2月,与雷德容等飘泊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辗转先达、棉兰等地。
1943年,遭侵印尼日军通缉,隐居原始丛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种自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进周刊》、印尼文《民主日报》,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
1947年7月,被荷兰军队逮捕,经组织营救获释,10月到香港。
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三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等职。翌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1952年1月卸任回国,任外交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文学论稿》问世。同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兼党委书记。
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巴人,指出巴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且巴人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巴人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
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翌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
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
1966年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巴人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
1972年7月25日病逝。
1979年6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王任叔,1901年生,浙江省奉化县人。早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做过几年小学教师。1925年在奉化中学教书时,在他二哥王仲隅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王任叔博学多才,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已在上海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26年9月,已当上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写信邀请王任叔去广州,想利用他的文才,介绍他进北伐军后方留守处机要科担任中校代科长。他征得组织上同意,去了广州。蒋介石与留守主任李济深密电来往,都经过机要科。1927年2月间,王任叔发觉蒋介石密谋“清党”,立刻将消息告诉尚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他自己在广州留守处已待不下去了,经组织上同意回到浙江。名义上在宁波第四中学教书,实际担任党的地委宣传科长。“四·一二”事变爆发后,王鲲、杨眉山等同志被捕下狱。一个多月后,在上海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刽子手杨虎、陈群奉蒋介石密令来宁波“清党”,到宁波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共产党员王鲲和杨眉山砍头示众。腥风血雨中,王任叔也被捕了。他坚不吐供,自忖必死无疑,写下遗书。经浙江省府委员庄崧甫老先生出面营救,王任叔才被保释。他的二哥王仲隅逃往武汉,几年后在外乡病故。王任叔去了上海,潜伏了一段时间后,开始露面。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创作中短篇小说,也写写杂文。他还在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任编委,很快成为公认的进步青年作家。他接受过鲁迅先生的多次教诲,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主持的“自由大同盟”,他还担任上海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是沪上一位活跃人物。他的住所在上海虹口(当时是日本租界区)附近,是田野树丛间的农家出租屋。不久,由于有人检举王任叔参加策划上海海员的反帝大罢工,租界工部局捕房要抓他,还行文警察局请求配合。王任叔得到好友通风报信,化装后逃离上海,去武汉的二哥处避风,在武昌的汉江中学当教员。后又经友人介绍去南京的中央交通部当科员,两年多后才回到上海,以卖文为生。他得知在他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了有名的“东方旅社”事件,不由心中陡生疑云,他为惨遭敌人屠杀的同志而深感悲痛。同时,他很想弄清这事件的真相。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明(陈绍禹)、李竹声等留学苏联归国后的青年干部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将李立三赶下台,夺取中央领导地位,宣称“终结了立三路线”,但他们又推行更左的路线,搞什么“飞行集会”,自我暴露力量,导致许多党、团员被捕被杀,损失严重。王明的路线遭到党内很多同志的坚决抵制。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三十六名中高层干部在上海东方旅社三楼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商讨写信要求第三国际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挽救中国革命,会议绝对保密。不想,会议开到一半时,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团团包围了东方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次日沪上各报头条均刊发了这惊人的消息。人们议论纷纷,何孟雄等同志坚贞不屈,没有一人招供。很快,经蒋介石下令,被捕者中二十三位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围墙外的荒野。这是一个大血案。后来的中共党史上都称这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但究竟是哪个叛徒所为?一直说法不一。
王任叔有个同乡好友竺正信,是国民党进步人士,他在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秘书。王任叔回上海后,有次在街头与竺正信邂逅,在严峻的白色恐怖气氛下,王任叔一点不了解竺的情况,寒暄一番,未深谈就分手了。他对“东方旅社”事件感到困惑:国民党军警特务究竟是如何获得确切情报的?左联的战友成仿吾、郑振铎都曾怀疑这一事件与党内斗争有关,重点怀疑李竹声和当时化名赵蓉的康生。王任叔在搞创作的同时暗中致力于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的真相,渐渐地,他将疑点集中于康生身上。康生原名张宗可,山东胶南人,1898年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担任过支部书记。“四·一二”以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历任沪中、闸北、沪西区区委书记,还担任过江苏省委委员(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省)。王任叔与康生只见过几次面,并不熟。在回上海后,他了解到在王明上台掌权后,康生丢弃了他竭力吹捧过的李立三,效忠于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1931年底当上中央组织部长,抓住不小的实权。康生与李竹声的关系更是密切,亦步亦趋。他们在党内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将不少反对他们意见的党员干部送往张国焘掌大权的鄂豫皖苏区“分配工作”。其实,这是使的“借刀杀人”之计。因为这些同志几乎都被张国焘加上“改组派”、“反党中央”等罪名杀害了。王任叔了解到竺正信确实是同情共产党之后与他恢复交往。一次,竺正信悄悄地告诉他:“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前约三小时,刑侦处长宣铁吾忽接到一个神秘的告密电话。匿名打电话的人是山东口音,鼻音重,他说有一伙共产党重要头目准备在东方旅社三楼开会,要抓他们宜快,宜立即部署行动,并严加保密。因为他知道警备司令部内至少潜伏有三名共产党情报员。起先,宣铁吾不太相信,但再想想这会不会是对方内出于派系斗争或路线斗争而意在借刀杀人,诛除异己呢?于是他调集大批军警特务,迅速采取搜捕行动,果然马到成功。为此,他受到上司的重奖,还官升一级。王任叔每思考这个问题就心情沉痛而愤慨,他将怀疑集中于康生。1935年6月,他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化名“屈轶”发表过杂文《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着重指出:“小人是无所谓原则也无所谓人格的一种人渣,只要达到目的而不计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的同志惨死在敌人屠刀下,实是被自己阵营的同志所暗中出卖,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
王任叔在他的其他杂文中也集中火力抨击他心目中的阴险歹毒之徒。鲁迅先生对他的杂文颇有好评,赞赏他嫉恶如仇的精神。可见鲁迅与他的同乡后辈的心灵是相通的。王任叔却怎么也没料到,他对“东方旅社”事件的关注与议论及其一些杂文为二三十年后康生报复他埋下了伏笔。
1933年至1935年春,王任叔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任科员,其间常化名给《南京人报》、《新民报》,上海《大美晚报》、《申报》等报纸的副刊投稿,以写杂文、随笔为主,偶或也写些反映下层民众悲苦生活的短篇小说,其杂文文风犀利,思想深刻,于平白通俗中透出直面世风人生的战斗精神,每每被人们认为出自鲁迅之手笔。其实,当时鲁迅极少给南京报刊写稿,盖因他在上海的写稿编书任务就已极为繁重,除应付多方约稿还得打笔战。王任叔于1935年秋重返上海,常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仍以杂文为主,几次有幸见到鲁迅并亲聆其教诲。上海汇聚了以冯雪峰、王鲁彦、曹聚仁、王任叔等人为主体的浙江作家群。他们都追随鲁迅或与这位已患重病、形神憔悴的大文豪保持互为信任的关系。1936年初,“左联”解散。同年6月,王任叔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活动和写作,先后编辑《每日译报》、《译报周刊》、《译报副刊》“大家谈”和《申报》副刊“自由谈”,并与许广平共同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是留在租界“孤岛”内坚持斗争的卓具胆识的进步文艺家。那时上海已沦陷,但骄横凶恶的日寇的铁蹄还未踏入租界,他们主要靠浪人流氓和汉奸在租界内开展种种破坏活动,受到抗日力量的坚决反击,双方斗争从未停止过。王任叔那时还担任江苏省(旧时上海归江苏管辖,为特别市)文委委员,在租界里为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兹不赘述。那时就在进步文化界内部也出现过分歧和论争。如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原太阳社主将阿英(钱杏邨)在他主编的《译报》“大家谈”副刊发表了纪念文章《超越鲁迅》,大意谓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我们不应停留在模仿鲁迅风格的杂文的阶段,一定要超越鲁迅,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的、直接的……总之,是要创造,不要模仿。当时王任叔正兼职主编《申报》“自由谈”副刊,他立即撰文反击,对熟人老友阿英的观点逐一驳斥,连写六篇文章,广受关注。这令阿英很有些下不了台,他发现沪上文化人士中很多人支持王任叔,就连从江阴家乡到上海一家照相馆学徒的上官云珠(后来很快成为沪上电影女明星,她一向爱好文学写作)居然也投稿报社,声援王任叔(巴人)。阿英两次提出欲与王任叔去一茶楼小叙交换意见,但均被拒绝了,而《申报》大老板马某却对王任叔很不满,认为他破坏了《申报》不搞论争的传统,托人暗示让他辞职。王任叔辞职后,索性与文友唐弢等人合办起《鲁迅风》周刊,以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这家周刊在租界内外被人们广为传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孤岛”时期迄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任叔先后在上海和香港出版了《生活·思索与学习》、《横眉集》、《边鼓集》等四部杂文集,堪称鲁迅精神的主要传承人之一。而且,最令沪上文化界人士震惊的是,接替阿英主编《译报》“大家谈”副刊,并也参与和王任叔打笔战的钱纳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竟离职投靠汪伪,出任伪《中华日报》副主编,领取高薪,?颜事敌。这令阿英为之齿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观念作了反省,意识到自己在《超越鲁迅》一文中的一些提法固然有道理,但却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阿英为此给王任叔写信,坦承自己有考虑不周之处,希望保持团结,共同对敌。王任叔表示接受。 1941年9月,王任叔从上海去新加坡,在南侨师范任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做些统战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新加坡。王任叔去了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参加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搞宣传工作。他很快学会了印尼语,担任地下抗日报纸《火炬报》的主笔。当时的印尼又称荷属东印度,印尼人民对荷兰殖民军和日军同样的憎恨。日军当局曾悬赏通缉王任叔,发起过大检举运动。他两次死里逃生,在一印尼农民家隐蔽下来,以耕田种稻为生。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然而,在举国欢腾的印尼,发生了一起血案。与王任叔一同从新加坡转移到千岛之国的郁达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于丹绒革岱。这个案子后来竟将王任叔莫名其妙的牵扯进去,使他冤上加冤!
郁达夫是“左联”主将之一,为著名作家,著述甚多,拥有较大的影响。他流亡新加坡时任过《星岛日报》主编,后又兼《华侨周报》主笔,还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名气很大,无人不知。流亡印尼后,郁达夫于1942年6月定居在苏门答腊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开了一家小酿酒厂,还与当地一土著女子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他的日语很好,一度担任当地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其间又竭力为被捕的侨胞和印尼人开脱说情。郁达夫文人气息很浓,为人自信旷达,自认为隐蔽得很好,也就疏忽了,没想到日军宪兵们已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怀疑他就是郁达夫。日军担心他日后会写文章揭露其在印尼犯下的野蛮罪行,遂将他秘密绑架杀害。王任叔这时已担任印尼华侨联合会的顾问。他又投身于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号召华侨青年们参加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光复军。得知战友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已是月余后。他很悲痛,撰文悼念,主张严惩凶手,但战火又燃起,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荷兰殖民军于1946年初将王任叔逮捕,投入牢房。经印尼各界人士抗议、声援,三个月后,荷兰当局被迫释放了王任叔。
1951年,新中国和印尼建交。苏加诺总统很快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能选派王任叔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中国政府同意了。王任叔在两年任期内为保护华侨权益、增进两国友谊做了不少工作。但外交工作毕竟不是他所长,他一再向周总理提出还是想搞文艺创作。1954年,王任叔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其后,他组织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等书。
他的理论著作《文学论稿》于1957年出版。王任叔爱憎分明,谈话爱发议论,著文喜涉褒贬,容易得罪人。从1956年到1958年,他出于批判官僚主义作风,写了《况钟的笔》、《“鲁迅风”话旧》等若干篇杂文,也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条条框框多,以及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写了若干篇短论,如《真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文笔犀利,广为流传。他没想到的是,康生那时已在着手准备收拾他,报复他。
康生对王任叔当年竟然暗中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真相并写过几篇抨击“内奸、小人”的杂文之举一直耿耿在心。他可说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巨奸,怪的是几十年来他一直左右逢源一帆风顺。康生在1933年7月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年后,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追随王明路线。王明垮台后,康生全力拥戴毛泽东,痛批他昨日还矢志效忠的王明。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延安,当上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制造了一连串冤案,大抓“内部敌人”,刑讯逼供,搞得延安人心惶惶,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解放后,康生一度颇为失意,长期在杭州、青岛等地休养,韬晦之余,故作风雅,寄情于书画印章,自取艺名“鲁赤水”,俨然与大画家齐白石分庭抗礼。1958年以后,康生重新活跃起来,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他首先盯上的便是王任叔。1959年10月,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点了王任叔的名,称王的思想右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对党总是不满,还别有用心地两次指出王任叔与蒋介石是奉化同乡,还在蒋的手下当过官,要查查其历史,查清他是如何混进党内的。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周杨等人也只有遵命行事,发动一些人对王任叔进行批判,又派人去奉化、上海等地内查外调,但根本查不出王任叔有任何政历问题。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一降三级,分到文学编辑所当主任。王任叔受此打击迫害,从此沉默多了,心情抑郁,他明白是祸躲不过,便加紧编著百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一心想多做些工作。1964年,康生又跃升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王任叔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他没料到,又一顶“大叛徒”黑帽子自天而降。
惊雷阵阵,神州蒙冤,灭顶之灾终于来了。“文革”浩劫之初,王任叔就被首都文艺界造反派揪斗、抄家,受尽磨难。“祸不单行”,1968年2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某造反组织联合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一组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诬称王任叔是“出卖革命作家郁达夫的大叛徒”,说当年正是王任叔向日军宪兵队长告密才导致郁达夫的身份暴露而被处决。大字报中还说什么当年“苏加诺总统要求中国派王任叔出任驻印尼大使是出于对他的酬劳,因为苏加诺为了赶走荷兰殖民军,曾通过王任叔与战败投降后仍滞留在印尼的日军总司令后藤中将密谈,谋求军火与军力的支持并取得成功”云云,分明都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已调北京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回上海活动时,见到老婆李文静收集来的此份大字报抄件,如获至宝,因为这可以用来向康生讨好,亦可以作为收拾他素所嫉恨的王任叔的致命武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从山东流落到上海滩,卖文为生,至多算是三流文人而己。他曾因投靠同乡、主持《新晚报》的中统文化大特务崔万秋,筹划组织“法蒂文学社”而受过王任叔的杂文的抨击。张春桥明知国内已有几本研究郁达夫的专著指出郁的被害与王任叔毫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善清的《郁达夫传》也指出郁达夫被害是宪兵队查出了他的身份,不存在有人告密。但张春桥认为机会已来了。果然,康生读了那份大字报抄件,欣喜若狂。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省市造反派代表的会议上,他再次点了王任叔的名,重复了大字报抄件上的流言,煞有介事地诬称王任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双料大叛徒”。
不久后,王任叔被强行遣返浙江奉化家乡。他已身患多种疾病,又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且,他忍受不了精神上的压抑与摧残,竟然被逼疯了。1972年7月25日夜,王任叔死在寂静的山村里,享年七十一岁。曾疯狂地迫害过王任叔和许许多多忠良的巨奸康生在三年后也死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康生的罪行全部暴露,1980年,他的骨灰盒被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在1979年,王任叔(巴人)的冤案就得到平反昭雪。八十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巴人杂文选》、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及《印度尼西亚史》等相继出版。这对已长眠于家乡无名青山下的王任叔是最好的纪念。因为作家的生命是通过其有价值的作品而得以延续的。
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浙江奉化。有关机构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
这三条等于给王任叔定了性,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一切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王任叔刚回到老家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那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50年前,他为了拯救那破烂不堪的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政治斗争中,赤手空拳离开了他的小木屋。而到最后,他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是位久经风雨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那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艰难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500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通常人们都会说,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被困惑所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剩下的时间不多的老人了。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后、仅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让他继续在小木屋里忍受生活孤独、政治压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让他以写作寄托自己思想压力和内心的怨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担心自己被无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离开人世。
王任叔越想越苦恼,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十分绝望,多次写信给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有多久,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地发作。他的精神开始全面崩溃,他的神经错乱了,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以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严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王任叔曾两次被送到医院都没能治好他的病。到1972年,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又不得不被送进医院。不久,这位叱咤风云的文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

内蒙文革的历史: 秉建初到牧区,正赶上内蒙古自治区搞与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有关的内人党的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原本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支持指导下,早在 1925年就组建的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28年,乌兰夫等人受中央指派负责内人党工作。1947年,内人党完成使命,停止了工作。这个组织的大多数人都转为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1968 年2月,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 ,搞得整个自治区人心惶惶。
内人党冤案导致了内蒙古36万4千多人受牵连,其中1万6千多人被整死,8万多人被批斗致残。十多年后,周秉建才从邓颖超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周恩来确实是根据侄女来信得知了内蒙的情况,然后敦促中央派人调查此事,制止了冤案继续。

为什么学美术的一定要花不穿衣服的模特:

以前的毛泽东时代,毛对此有过专门批示,至今说起来,人们都不敢相信毛泽东对人体模特做过这样的批示

来源:21CN综合 | 2012-09-11 09:06:53 | 

有关模特儿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康生。1964年5月,时任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等人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

有关模特儿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康生。1964年5月,时任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等人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康生言论一出,中央美院的一些教师和附中学生纷纷控诉模特儿制度对于青年的毒害。

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造成很长一段时间,美术学院的创作和教学难以进行。

1964年9月,康生直接插手中央美院,当年9月,美院附中发生所谓“压制批判杨献珍事件”,部分工农出身的学生及教师严跃不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以“左倾”的观念写信给中央,康生接见了严跃,并直接插手附中事件。1964年10月,北影、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文艺界十大重点单位,作为试点进行文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康生亲自做报告宣布全面开展文艺整风。此时江青又直接插手,组成联合工作组,500多人的中央美院,派来了70多人的工作队,搞“扎根串联”、“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使美院师生提前遭受了“文革”的苦难。1964年11月,江青还接见了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傅天 仇,说“有同志说美术学院是个大染缸,我看是个漂白缸”。江青的话为中央美院定性,导致文革中许多画家和领导受到伤害。而在1970年冬天,北京的几所主要艺术类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联合组成“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担任校长,表明了她对于插手中国艺术教育和文艺革命的浓厚兴趣。康生与江青都是山东诸城人,是康生把江青从演艺界领上“革命道路”,江青与康生的合作,从延安延续到北京,直到文革中江青担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第一 副组长、代理组长,康生担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两个人一直是配合默契,沆瀣一气。

就在美术教育界对于文化部废除使用模特儿的通知议论纷纷之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式廓、教员闻立鹏、李化吉因为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于1965年5月12日共同研究起草了一封长信,向中央领导反映废除模特儿后出现的问题,此信托人转交给江青。其实,还在1964年10月25日,江青就曾受毛主席委托,在中南海由林默涵陪同,接见过王式廓、闻立鹏、李化吉。起因是他们三人当年从农村文化工作队返校后,受农村“四清”抓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想影响,在1964年10月份曾联名写过一封信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并转交毛主席。信中赞同毛泽东对文艺领域的两个批示,认为美院党委右倾,学校已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江青在接见他们三人时说“美院是稀烂了”,“美院是大染缸”,并说项尔躬画的《红色娘子军》是“蓝色娘子鬼”。这也间接地表明她日后狠抓八个京剧革命样板戏(其中包括《红色娘子军》)事出有因。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的这段批示似乎与当时四清运动的政治氛围并不一致,也与毛泽东有关文艺界的两个严厉批示不相吻合。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对美术界和中央美院的了解——中央美院的前身有一部分是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与华君武、蔡若虹、江丰、罗工柳、王朝闻等延安时期的美术干部均比较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党的革命文艺方针和路线。此外,中央美院教师的美术作品也为毛泽东所熟悉,党的七大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像与朱德像是王式廓所绘,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浮雕像是王朝闻所作;毛泽东对徐悲鸿在抗战中和北平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更是十分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看过中央美院的教师美术作品,并且对董希文所绘的《开国大典》十分赞赏,而中央美院成立时的校名也是毛泽东所写。可以理解毛泽东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不惜小有牺牲”表明了毛泽东对于艺术学科发展的大局观,并未局限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家的广阔胸怀,以及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和中西文化关系的丰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在该来函的上补充批示道:“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毛泽东批示的后一半内容,大约没有传达,坊间多有不知,但他对于曾送画给他祝寿的齐白石、对中央文史馆的知名画家陈半丁如此评价,确实令人不解。不过,如果说齐白石、陈半丁不会画写实人物特别是画人体,与徐悲鸿、刘海粟这些留法回来的画家相比,倒是实话。如果就花卉来说,与晚清海上画派的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相比,齐白石也差得较远。虽然是木匠出身,齐白石对文人写意花鸟画非常欣赏,渴望做徐渭、八大山人和吴昌硕的徒弟。如此说来,毛泽东讲得也还在理。

据美术史家陈醉所言,毛泽东的批示没有正式发表,“只是在私下传抄或小报和专业刊物引用,所以申辩者也腰杆不硬。‘文革’期间,毛主席的话是 ‘最高指示’,报刊中引用毛主席语录得排黑体字,否则会招来横祸的。但是,唯独这条明确批示裸体模特儿可以画的语录,引用者既不敢用黑体,反对者也不敢说是假的,因为任何人想借此发难都将有可能落入‘恶毒攻击’的陷阱,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各派都是各取所需,很多于己不利的‘最高指示’,都肆意歪曲、阳奉阴违,所以即便是正式发表过亦无济于事。”但毛泽东的“批示”在“四清运动”的政治气候中传出之后,大大惊动了艺术教育界。尤其是“批示”中没有使用“阶级斗争”字样,反而用英文“model”代替中文“模特儿”,可见毛泽东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洋为中用”的开阔胸怀。

3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精神,于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毛主席在7月18日对美术院校绘画和雕塑专业使用模特儿问题做了重要批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党组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十分正确,应当坚决执行。文化部1964年8月发出的《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当的……”“要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观点;应多用专职模特儿而少雇或不雇临时工做模特儿;对模特儿应采取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除安排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外,应注意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中写生,以锻炼和提高刻画工农兵形象的创作能力……”

这个《请示》由中央宣传部在1965年11月11日转发。转发《通知》称:“各中央局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已经中央批准,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但是,相当诡异的是,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个林彪所说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疯狂年代里,毛主席“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的问题的批示”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和执行,人体写生被作为封、资、修的象征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1967年的“文革”初期,美术界的一些愚昧无知的“造反派”,在“横扫一切”“造反有理”“打倒封资修”的疯狂声中,曾首先针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学 院派”的维纳斯、大卫等素描石膏教具开始了彻底砸烂的行为(在中央美院石膏馆中,至今劫后余生,仅余两座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石膏像留存,一座是《大卫》头 像,一座是《被缚的奴隶》)。1967年初秋,美术界的造反派又针对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以污辱身心的方式在恭王府大院召开了对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几位领导者的批斗大会,以野蛮的行动否定了毛泽东的著名“批示”精神(其实。在此之前的5月26日北师大红卫兵的一张小报上,就曾全文刊登过毛泽东《关于 model问题的批示》。可能由于这些“造反派”忙于造反而无暇细读,只是注意捕捉了其中比较醒目的洋文“model”、中文“裸体……”和“封建思想……”及“……之流”等所谓“封资修”字样,竟将毛泽东反对封建思想、肯定模特儿写生的著名“批示”,误作“文革”中“横扫”之用的“最高指示”了。)有意思的是,钱绍武先生在他的文章《为什么要画裸体模特儿》中提到,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美术》杂志发表通讯,报道鲁迅美术学院大胆恢复画裸体模特儿,但是却将毛主席关于人体写生批示中的“裸体”二字取消了。跑去一问,回答是这篇报道依据的批示抄自文革中的一个油印本,大概文革中的油印本传抄者不敢相信毛主席会有此等指示,再加上“裸体”二字太扎眼,为贤者讳,也为保险起见擅自去掉了“裸体”二字。

紧接着“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王曼恬,给继续主张用人体模特儿写生的中央美术学院师生,扣上了“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的帽子,从而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的“批示”精神。1967年7月27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因对“使用模特儿问题”有不同看法,致函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教学的情况,表明了他对毛泽东批示的看法。他认为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即便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张际春在信中最后说:“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有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毛泽东读了张际春的信以后,于同年8月4日写下了第二个关于画人体的批示: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为什么毛泽东关于人体模特儿的两次批示,都是推崇徐悲鸿而贬抑齐白石呢?对此,陈醉先生认为,“从他的这几段批示来看,明显流露了对西洋画、人物画甚至‘人体素描’的褒扬和对传统花鸟画的贬抑。这自然不是一种个人好恶,而是居于政权需要所作的选择。毛泽东未必对绘画有兴趣,但他深知‘西洋画法’和‘人体素描’对反映现实生活甚至直接图解政治内容的重要意义,而花鸟画于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惜小有牺牲’,而且连国粹的中国画系教学都引进了人体素描训练。毛泽东的有关指导思想,客观地促进了中西艺术的交流与融会,尤其是对油画、雕塑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画技法的拓展、特别是人物画的复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美术学院的体系里,提倡西方写实主义艺术,油画、雕塑的地位得到提升,与当时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有关。即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山水、花鸟画,建立于严谨的人体写生基础上的油画和雕塑,对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视觉艺术主流话语,有着重要作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这直接导致一大批解放前的著名山水花鸟画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与艺 术的夹缝中检讨思想,更弦易张,努力学习创作人物画。实在画不了人物的,就画以毛主席诗词为主题的红色山水画,潘天寿(《杭县农民争交农业税》1950)、吕凤子(《苏州园内新游人》1954)、陆俨少(《教妈妈识字》1956)、傅抱石(《抢渡大渡河》1951,《更喜岷山千里雪》1953) 等均是这种情况。

1970年代末是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为重新起草关于模特儿写生问题的文件,将拟稿任务交给了艺术教育司的干部蔡孑人。在当时主管艺术教育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艺术教育司司长王子成的指导下,蔡孑人数次去中央美术学院院部及油画系和雕塑系进行调研。他发现当时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少数学院领导者与部分老教授,他们的心境似乎仍被“文革”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以及“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等残魂余悸所缠绕;而另一种则是,很多中青年教师和不少系主任,向知情者多次呼吁:“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仅在抗击帝国主义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伟大英雄,而且在对待那半个世纪一直争论难休的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博大气魄和他并未将此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科学态度上,则更是中外领袖中罕见的真正美学家。文化部的领导 者应当迅速恢复毛主席批示的‘画画是科学’‘不要不行’的模特儿写生课。”

为了恢复人体写生模特儿课,1978年12月15日,经艺术教育司拟稿并以文化部文件形式,再次向全国各省市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问题的通知》,此时距毛泽东关于模特儿写生问题的批示已经过去了13年。

《通知》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使用模特儿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许多干部和教师为此遭到迫害,美术教学质量和创作的基本功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后,有些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至今心有余悸,不敢使用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

现经我部研究,认为1965年11月11日中央宣传部转发的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是正确的,所做的几项规定是可行的。为了拨乱反正,特将中央宣传部 《通知》和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再次重印转发,望遵照执行。”从通知中不难看出,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上,是何等的复杂与艰苦,何等的缜密与慎重了。

二月逆流是怎么回事?:

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扩展资料:

二月逆流的背景: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党我军部分高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二月逆流的后续: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认为“二月逆流”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威本禹的,并初步为“二月逆流”平反。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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